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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一中院左曦晨:以非法删除数据为手段破坏AI模型的刑法规制路径——以北京市首例破坏AI模型刑案为例

作者:苏砝律所 发布时间:2026-11-20 09:39:57点击:103

左曦晨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研究室法官助理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发展与广泛应用,以AI模型为攻击目标的违法犯罪不断出现,我国刑法虽已建立起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规制框架,但在面对AI模型这一兼具软件属性、数据属性与系统属性的复合型技术对象时,罪名的适用逻辑与构成要件的涵摄边界存在进一步厘清的空间。对于涉AI刑事案件,应区分不同情形,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1]对此,本文将以北京市首例破坏AI模型刑事案件为例,深入剖析相关争议问题,以期为同类案件处理提供有益参考。

一、基本案情

北京某公司算法工程师王某通过窃取公司算力资源来运行与其在该公司本职工作无关的其他任务。2024年9月3日,为了给“私活”的下载模型腾出空间,王某登录公司A服务器集群,输入“删库跑路”代码,即无须确认、强制删除目录下所有文件和子目录,其中包括该公司自主研发的数个AI模型以及训练数据。经审计,公司为恢复数据支出人工工资16万余元,消耗算力资源4万余元。2026年3月,一审法院认定王某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10个月,赔偿公司经济损失20.4万余元。2026年6月,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案争议焦点在于:AI模型可否被界定为刑法上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案涉行为能否适用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算力资源损耗是否应纳入经济损失认定之中?

二、AI模型作为“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规范界定

根据《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2条,计算机信息系统是指由计算机及其相关的和配套的设备、设施(含网络)构成的,按照一定的应用目标和规则对信息进行采集、加工、存储、传输、检索等处理的人机系统。《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进一步明确,计算机信息系统是指具备自动处理数据功能的系统。从技术本质看,AI模型是集硬件、软件、数据为一体的系统,硬件部署于服务器集群,软件为机器学习算法,数据用于模型训练。案涉AI模型的硬件位于A服务器集群,遵循“机器学习算法”,针对数据实施收集、保存、训练、加工等操作,研发人员则借助云端平台对其发出终端指令进行交互。由此可知,AI模型系典型的人机系统,其借助数据自主进化学习,超越之前代码设定的能力,完全能够自动处理数据,故符合刑法上“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定位。

三、非法删除AI模型及训练数据行为罪名适用的规范分析

在明确AI模型系刑法意义上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后,下一步则应探究案涉非法删除AI模型及训练数据行为的罪名适用问题。

(一)《刑法》第286条第2款的适用逻辑

本案中,王某输入“删库跑路”代码强制删除文件和子目录,导致大量AI模型以及训练数据被删,进而使得AI模型训练系统直接瘫痪,在罪名适用上应考虑《刑法》第286条第2款,即针对计算机信息系统中数据及应用程序的破坏行为。

在传统计算机信息系统中,操作系统与数据之间存在清晰的层级区分:前者负责维持运行,后者则是系统处理的客体,删除数据通常不影响系统本身运转。故该罪名中“数据和应用程序”应限于与计算机信息系统正常运行直接相关的核心数据,若破坏的仅是文档、照片等非核心数据,不应以本罪论处。[2]然在AI模型的运行逻辑下,模型及训练数据并非系统运行的“外部客体”,而是模型推理能力的构成性要素。案涉模型文件本身即是由海量训练数据经由分布式计算凝结而成的参数集合;没有这些参数,所谓“模型”不过是一个无法执行任何推理任务的空壳算法框架。换言之,删除AI模型文件与训练数据,并非在系统正常运行的状态下移除其处理对象,而是直接抽离了系统据以存在和发挥功能的核心载体。在此意义上,案涉数据完全符合“核心数据”的实质标准。

值得一提的是,《刑法》第286条第2款的罪状表述中并未同第1、3款那样要求造成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的后果。[3]这一规范设定在AI场景下尤显意义:该款保护的法益侧重点在于数据与应用程序的完整性和可用性本身,数据破坏行为具有独立的可罚性基础。AI时代数据资产形态的变化恰好印证了这一点,数据不再是系统的被动客体,而成为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对AI模型而言,训练数据与模型参数本身就是核心功能载体。本案中,即便集群操作系统仍在运行、系统未至瘫痪,模型文件与训练数据的灭失已独立满足该款“后果严重”的要求;删除此类数据通常导致系统功能瘫痪的事实,则应作为量刑情节从重评价,而非入罪前提。[4]如此处理,既坚守了本条第2款的独立规范逻辑,也使定罪结论在面对“系统是否不能正常运行”的证据争议时更为稳健。

(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与破坏生产经营罪的竞合

本案中,王某行为客观上导致公司AI游戏部门研发项目全部停摆、模型训练系统功能瘫痪,亦符合《刑法》第276条破坏生产经营罪中“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行为特征。如何处理两罪的罪数关系也应明确。

有论者指出,擅自侵入系统篡改、删除数据而导致正常经营活动难以继续进行时,应认定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与破坏生产经营罪的牵连犯。[5]然而牵连犯本质系数行为触犯数罪名。而本案中,王某仅实施了非法删除AI模型及训练数据一项行为,而触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与破坏生产经营罪两项罪名。两罪的法条彼此之间不存在从属或者交叉关系,不构成法条竞合。案涉行为符合想象竞合规定。从法定刑配置看,破坏生产经营罪相较于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更为轻缓,故应适用重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四、算力资源纳入经济损失的规范展开

在人工智能产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算力资源的经济价值日益显现,其能否纳入经济损失的认定范围,需要明确。

(一)算力资源的法律属性定位

某一物品是否属于刑法上的财物,不依赖其他法律的认定,而取决于其是否具有经济价值、能够实现管理和交易。算力资源是人工智能技术的重要支撑要素,[6]具备财产权客体要求的可支配性、排他性、可转让性和价值性。在AI大模型训练场景中,算力资源通过云平台或自建集群实现分配和调度,其消耗具有明确的计量依据和定价标准,完全具备刑法财物的基本属性。

(二)算力资源损耗作为“必要费用”的实质论证

《解释》第11条第3款规定,经济损失既包括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也包括为恢复原有功能而必须支出的费用。案涉行为直接致使此前运转良好的集群GPU利用率归零,模型训练进程中止、算力资源闲置,系统功能由此完全丧失。公司必须投入大量算力成本以恢复系统功能,从而消除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其一,算力资源在AI模型训练中具有不可替代性,数据被删除后重启训练所产生的算力消耗,是恢复系统功能不可或缺的投入;其二,本案中公司聘请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算力成本具有明确的计量依据和凭证,符合经济损失认定所要求的确定性和可验证性。

五、结语

本案反映出我国刑事司法对人工智能技术对象的保护正逐步从理论探讨走向实践适用。其在三个层面实现了突破:一是将AI模型界定为刑法意义上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为相关涉AI犯罪适用现有计算机犯罪罪名提供了案例支撑;二是厘清非法删除AI模型及训练数据行为适用《刑法》第286条第2款的规范逻辑,在罪名竞合中实现了罪责刑相适应;三是将算力资源成本纳入经济损失认定,回应人工智能时代新型生产要素的刑法保护需求。

注 释

[1]参见周加海、司艳丽、秦元明、贾玉慧、张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的理解与适用》,载《法律适用》2026年第11期,第31页。

[2]参见喻海松:《立法与司法交互视域下网络犯罪规制路径总置评》,载《政法论坛》2023年第1期,第143页。

[3]参见张明楷:《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认定》,载《人民法院报》2022年3月3日第5版。

[4]参见刘宪权:《非法获取公开数据行为的刑法规制》,载《法律适用》2025年第8期,第113页。

[5]参见魏彤:《数字经济时代破坏生产经营罪适用的挑战与应对》,载《财经法学》2026年第1期,第35页。

[6]参见AI善治学术工作组:《筑基与拓新:中国人工智能法治研究2025年度观察》,载《法律适用》2026年第1期,第152页。

声明:本文转载自“法律适用”微信公众号,在此致谢!

编辑:朱 琳

排版:张 依

审核:潘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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